• 宋朝李赞华著名人物介绍

    宋朝李赞华人物生平

    中文名:李赞华,别名:耶律倍、刘倍,国籍:辽国()

    李赞华,即耶律倍(899年―936年),小字图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自幼聪颖好学,深得耶律阿保机的喜爱和器重,916年被立为皇太子。926年,封为东丹国王、称“人皇王”。926年太祖病逝后,耶律德光继位为帝。天显三年(928年)东丹国南迁,升东平为南京。同时耶律德光对耶律倍施以控制和监视。930年耶律倍弃国投奔后唐。936年后唐发生政变,耶律倍遇害,葬显陵。947年,耶律德光去世。耶律倍长子耶律阮最终夺回了皇位,追谥耶律倍为让国皇帝,庙号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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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朝李赞华人物生平

    耶律倍(生卒899年—937年1月11日,926—930在位),辽义宗文献钦义皇帝,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里(今中国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东)人,姓耶律,契丹文名图欲(或作突欲、托云等),大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和皇后述律平的长子,辽太宗耶律德光和章肃皇帝耶律李胡的长兄,辽世宗耶律阮的父亲,东丹国国王(称人皇王,一般也通称东丹王)。

    李赞华早年

    899年(唐昭宗光化二年),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图欲出生,当时阿保机虽未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但他领导的耶律氏部落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支,所以他也是契丹的显赫人物之一。

    在扫除了政敌和称帝的障碍后,在担任可汗的第十年春二月初一丙戌日(916年3月7日),阿保机自立为皇帝,建大契丹国(后改称辽国),改元神册,是为辽太祖。同年三月初二丙辰日(916年4月6日),年仅十八岁的耶律倍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契丹国皇位的继承人。

    公元919年11月7日,在跟随阿保机向北征讨乌古部时,作为先锋都统的耶律倍,带兵开路,首先进击,大破乌古部,俘获牲口一万四千二百头,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使乌古部全部投降了契丹。

    922年1月9日,耶律倍又率王郁等经略燕地,一度打到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大大扩张了契丹的领地。

    924年春,渤海国杀死了大契丹国的辽州刺史张秀实,并掠夺州民。事发后,阿保机召集群臣,颁布诏书,宣称要御驾西征。众人非常惊讶,不明其意,因为渤海国在契丹东面,阿保机不急于报仇却去攻打西面。其中,只有耶律倍最先明白了父皇声东击西的真实用意,并乘机向父皇献上了攻取渤海国的计策。

    公元926年2月17日,契丹在攻克渤海重镇扶余城(今吉林省农安县)后,阿保机想先清点城中的户籍和人口,耶律倍却进谏道:“如今刚刚得到扶余城就清点户籍,人民必定不会安分。如果现在乘着我军破竹之势,直接攻向渤海国的首都忽汗城(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则一定会攻克它。”阿保机听从了长子的建议,让他和耶律德光担任前锋,于2月23日夜间开始围攻忽汗城。 3日之后,渤海国末代国王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

    李赞华“让国皇帝”

    征服渤海国后,阿保机将其改名为“东丹国”,采用“天、地、人”三才之典故,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并赐予其天子的冠冕。因为阿保机自己的尊号是“天皇帝”,皇后述律平是“地皇后”,这样就确立了耶律倍“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

    但是,刚刚在草原上取得了重大战果的契丹人,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很快就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尴尬境地:开国皇帝阿保机没交代自己的身后事,就急病离世了。

    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皇太子耶律倍汉化程度很深,尊孔尚儒,主张契丹全盘汉化,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而临朝称制、大权在握的述律平则奉行草原本位主义,主张维护契丹奴隶制度。她关注传统的草原经济,更关心契丹贵族的传统利益。对于汉臣和汉人的农业经济、文化,她会借用,但并不愿看到其势力过大而影响到契丹民族自身。

    虽然以天、地、人皇的顺序来看,文武双全的皇太子耶律倍很有理由继承皇位,但在文化传统的考量中,耶律德光却更加符合母亲的心意。对皇位继承问题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述律平,果断地走上前台,用断腕指定了她心仪的继承人。

    皇太子耶律倍洞悉了母亲的心思,无奈之下,只好率领群臣向述律平请命:“大元帅(德光)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主动要求将契丹皇位让给母亲喜爱的弟弟。

    李赞华投奔后唐

    926年(天显元年)七月,阿保机在返回契丹的途中不幸病逝,在外的耶律倍接到噩耗后,马上动身返辽,而母亲述律平已奉梓宫西还,弟弟耶律德光也已先到“行在”。兄弟二人的急速奔丧,意味着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皇位争夺的开始。

    早在阿保机建立契丹国时耶律倍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若论武功,却比其弟耶律德光稍逊一筹。更为重要的事,母亲述律平在他们兄弟三人中偏爱耶律德光,况且此时她还摄政,掌握辽代军国大权。于是述律平亲自导演了一场众拥耶律德光的把戏:她来到大臣齐集的帐内,对文武百官说:“我的两个儿子都很优秀,也都适合做皇帝,我不能决定由谁做皇帝,现在把选皇帝的权力交给你们,你们认为谁适合做皇帝就执谁的鞍辔。”文武百官都知道述律平的意图,争先恐后抢着执耶律德光的鞍辔,并欢呼“愿事德光皇帝”。耶律倍也知道其母的意图,就对大臣说“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随后,耶律倍“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不得不让皇帝位给耶律德光。

    927年(天显二年)底,耶律德光即皇帝位即辽太宗,可是他对哥哥耶律倍并不放心,对其实行了监视。为此,兄弟之间的关系恶化,矛盾进一步加深。

    耶律倍的处境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知,出于政治目的,他派人持书密诏耶律倍。930年(天显五年),耶律倍投奔了后唐。当他在金州(今辽宁省金县)即将上船时,面对故国,悲愤满腔,在海边立了一块小木牌,上刻《海上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他把“大山”比作自己,“小山”比作二弟,寥寥几笔,勾勒出契丹皇室内部矛盾的尖锐。

    耶律倍到达后唐受到了热情地接待,后唐皇帝李嗣源以天子仪卫迎接,并赐姓东丹,名慕华,拜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后又赐皇姓李,名赞华,移镇滑州(今河南滑县),遥领虔州(今江西赣州)节度使。

    李赞华被害

    虽身在异国,但耶律倍却常思念故乡和亲人。933年(天显八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死,其子李从厚即位不到半年,就被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耶律倍认为这是攻打后唐的极好时机,派人密报辽太宗,希望利用后唐内乱之际攻打后唐。耶律德光果然亲率大军南下,但他不是应耶律倍之邀,而是应石敬瑭之请。936年(天显十一年),李从珂欲自焚,召耶律倍同焚,耶律倍不从,李从珂派壮士李彦绅害死了耶律倍,年仅38岁,洛阳一僧人把耶律倍的尸体收敛起来,暂时埋在一个荒山坡上。后来,辽太宗把耶律倍改葬在他生前喜爱的医巫闾山。937年(天显十二年),耶律倍长子耶律阮当了皇帝,追谥其父为“让国皇帝”,陵曰显陵。1051年(重熙二十年),辽兴宗又增谥号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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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屈平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后改姓熊。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人们更习惯叫屈原而不叫芈原。先秦时期,姓氏有别,姓是有血缘关系的整个部族的共同称号,氏是某个支系的称号。

    屈平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到三十年(公元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公元前340年。

    屈平屈原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四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屈平】

  • 《后汉书》、《东观汉记》有传。《资治通鉴》有事迹记载。

    详细点击:【汉朝:邳彤】

  • 李元昊抛弃赐姓

    突袭甘、凉的成功,不仅使党项的势力扩展到河西走廊。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病世后,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以太子的合法身份和自己的军事才干以及显赫的战功,取得了党项政权的最高统治权。此时,西夏所控制的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二万余里”,事实上已形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元昊继位后,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增强党项族内部的团结,争取贵族上层和广大党项部落人民的支持,首先抛弃了唐、宋王朝赐封给其祖的李姓、赵姓,改姓嵬名,称“吾祖”。“吾祖”为党项语,意为“青天子”。元昊自以为祖宗为鲜卑拓跋,为了怀念祖先,保持旧俗,他率先自秃其发,剃光头,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同时强令党项部族人一律“秃发”,且限期三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都可以处死他。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

    李元昊夺媳为妻

    李元昊和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统治者一样,也有自身固有的和难以克服的缺憾和不足。他认为,皇权已经很稳固,陶醉于自己的赫赫战功,后期不理朝政,经常在贺兰山离宫和诸妃嬉戏、纵情声色。他给次子李宁令哥取妻没(移)氏,见其貌美,就夺为己有,并立为“新皇后”。

    李元昊为子所杀

    宁令哥难以忍受夺爱之恨,加上野心家没藏讹庞挑唆,于是持戈进宫刺伤元昊。李元昊被削去了鼻子,受了惊吓,又急恼不过,鼻创发作,于夏天受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初二死去。夏国的开国皇帝党项族的一代英主,就这样中道而殂了。最终李宁令哥被杀,李元昊小儿子李谅祚即帝位。

    详细点击:【宋朝:李元昊(西夏开国皇帝)】

  •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王洪文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已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王洪文从党的九大开始 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王洪文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王洪文“公子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王洪文在“四人帮”中,实际上是傀儡

    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打电话给杜修贤,让他给自己拍摄了办公照片和标准像,为上台作准备。10月3日在北京平谷县讲话,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消息传出,全国沉浸在狂喜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公诉人敬毓嵩说,最后,我想讲一点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和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同时,被告人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认罪和悔改表现,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舒云)

    详细点击:【近代:王洪文(四人帮主犯之一)】

  •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景清榜眼及第(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旋改御史。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了他,命署为左佥都御史。有一次因“奏疏字误,怀印更改”,被给事中弹劾进了监狱,时隔不久就被释,奉诏去川、陕一带巡察私茶,后升为金华知府。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任北平参议。同驻北平的燕王朱棣过从甚密,言谈之中,因言论明晰,受到赏识。建文二年(1400年),晋升为御史大夫。此间,惠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对,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号称“靖难”。景清表面追随燕王,暗地里联络齐泰、练子宁、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起誓结盟,谋划讨伐叛逆,力保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渡过长江,攻陷应天(南京)城,惠帝朱允炆被火烧死,朝臣死者甚多。齐泰、练子宁、方孝孺等人同殉国难,唯有景清幸免。朱棣登基,改国号为永乐。明成祖永乐元年癸末(1403年),朱棣复命景清为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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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详细点击:【近代: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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